初年广西省省会为什么从桂林迁到南宁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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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初年(1912年)在旧桂系首领广西都督陆荣廷默许下省会从桂林迁到南宁。这次迁省之争中相持不下的双方,既有桂、邕两地地方实力派介入,还有同盟会与立宪派新旧间角逐。

  桂林是广西传统中心,也是守旧派的巢穴,因而新派议员提倡迁省南宁,是“以摆脱旧的影响”。旧桂系陆荣廷是南宁武鸣人,作为当时广西的最高者,其决策摇摆对迁省成功与否至关重要,乡土情怀自然有其影响。

  清代广西进行了大规模“改土归流”,先前“视外”的土司地区多已改派由中央任免的流官管辖,且汉族移民大批迁入土司地区,既开发了地方经济又促进了民族融合。地方民族主义被削弱。

  清代广西近一半土司地区被改流,改流前“广西土府、州、县、峒、寨等司五十余员”,改流后留有“土州二十有六,土县四,长官司三”;特别经康、雍、乾三朝改土归流后广西土司已一蹶不振。

  清末南宁也不再如先前深入“蛮疆”,其周边民族地区经过较长时间经济开发和民族融合,少数民族叛乱已不再是其建立省会的。而省会桂林也已渐失其抵御“瑶壮之祸”的军事职能。

  1885年中法战争后,邻国越南完全落入法国控制之下,西南门户大开,边疆危机加剧,与越南接壤的边省广西面临法国侵略日甚一日。

  战后法国以法属印度支那为侵略我国西南地区前哨,积极拓展其范围。面对日益加重的西南边防压力,桂林战略地位削弱和南宁战略地位提升形成鲜明对比。

  桂林虽近中原,但距桂西南边疆甚远,而当时中法两国有争议的热点地区如龙州、镇南关、钦州就在那里,假如法人犯边,光太平府就“东北距省治千二百八十里”,而其下辖龙州厅还在“府西百八十里”;故从桂林调集军队、物资支援前线耗时耗力甚巨,而南宁则可利用便利的西江航运溯邕江、左江而上至边关以减少途中损耗。

  初建,边患并未因国内更替有所减轻,边防依然繁重,当时广西陆军有两个主力师中以谭浩明为师长第二师就常驻龙州,足见边防力量之雄厚。

  所以省会迁到南宁即可运用区域行政中心的地缘优势集中人力、财力和物力建设西南边疆,幸运彩票手机版巩固边防。